三、困惑的反思
梳理已有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1949～1957年间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历史，大多是从回顾与反思角度对如何更好地借鉴域外理论进行了剖析，同时为今后的学习和借鉴，避免走回老路提出了警醒，对现今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指导价值。外国理论在我国扎根且影响深远，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西方教育理论的借鉴与发展在现今仍是我国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回顾那段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历史，有几个理论上的疑难。
首先，政策推动力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孰轻孰重？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迅速传播是国家政策层面积极干预的结果。这个传播和学习过程不是一个渐进、融合的过程，而是国家强制推行，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求真务实的理性态度缺失，而缺失的原因则在于过分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取舍教育理论的优劣。许多研究者提到了意识形态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命运密切相关，它的大起大落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大，疑问随之产生，政治因素在哪些方面、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凯洛夫《教育学》的传播？凯洛夫教育理论如何才能取得其合法地位？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