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一个思想缤纷的年代，那时，有关于“第二种忠诚”的思考，有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争鸣，有《芙蓉镇》，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有理论务虚会上的离经叛道，也有曲啸、李燕杰等布道传教者……如今，风流散尽，大树飘零。曲啸走了，于丹来了。听众依旧如云，掌声依然雷动。然而，她讲的不再是舶来的主义，而是自产的经典，不再是外在的理念，而是内化的身心。江山代有才人出，你方唱罢我登场。从这些风云人物的表演和思想093文化的变与不变之中，我们悟到了什么？
李泽厚支持于丹，认为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①我不知道这是老人的圆滑还是智者的昏话。他显然忘记了二十年前，他对孔学的评价：“所谓‘安贫乐道’、‘何必曰利’，以道德而不以物质来作为价值尺度……就不仅是封建和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确与孔子仁学原型有关。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鲁迅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他尖锐提出了和长期坚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Q精神’，揭露和斥责那种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和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乎与孔学结构有关”。②李泽厚认为，“每个传统都有坏的东西”。（《南方周末》①《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②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