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郑大人，您口中所说的这些足用之才，比胡三舍——哦还有他爹更足用吗？
郑士利的说情之辞看似恳切有理，实则鼠目寸光。朝廷培养官员当然不易，能当到知府知州的也堪称能吏，但能吏就可以贪腐？郑士利前一段还只是说情，后一段则有点暗藏要挟的意味，这更是贪官们最常用的一个辩词一我们是行政体系的栋梁，就算有轻微的腐败，但不至于垮掉，您现在惩治大家，岂不是拆毁整个栋梁体系？所以皇帝您应该容忍我们这一点点贪腐，这也是为了您的江山着想呀！
为了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支持，为了下层行政体系的完整，总之就是为了保持统治，贪腐就应该被容忍。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郑士利之后，为空印案辩解的人还有不少，称空印案是一个大冤案，甚至时至今日，国外都还不乏为之雄辩者。《剑桥中国史》便称，钱粮在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不可能完全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吏们无法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派京官员都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数目。这些辩解表面上都有不无道理，但实则都是站在对贪腐相当宽容的立场。贪腐这种行径，在强盛的明初当然看起来不足为道，但这种病毒侵入肌体，对帝国的侵蚀却是积重难返。明朝后来就非常流行火耗、漂没、羡余等看似轻微的贪腐行为，正如《剑桥中国史》所辩，运输过程中“难免”有些损耗，官吏们便巧立火耗、漂没等各种名目，让这种“损耗”越来越大，到明末甚至出现税款十之八九归了火耗，朝廷收不到税；而朝廷派出的军饷十之八九归了漂没，导致前线哗变。这些乱象的根源不正是在空印案便早早埋下，太祖惩治得狠一些，让这些乱象晚一些出现，国家便多强盛一些，国祚也延续得长一些，此等宏图大计又岂是郑士利之辈所能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