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道德主义者，不管是宗教的道德主义者还是理性的道德主义者，他们最大的缺陷就是他们认识不到在所有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所有人类群体的行为和所有建立在个体私利与群体私利上的权力都具有残忍的特性。他们不承认群体的私利对所有道德目标和广泛的社会目标的顽强反抗，必然会使他们陷入一种非现实的、含混的政治思想中。他们或者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不能达到道德目的的方法，或者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将来会被更完善的教育或更纯正的宗教所取代的暂时的权宜之计。他们不明白人类想象力的限度，不明白理性非常容易服从于偏见与欲望，不明白人类群体中非理性的利己倾向会永远顽固地保存下去，总之，他们不明白这些因素会使社会冲突在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不可避免；也许一直要到历史过程结束，社会冲突才会消失。
对人类德性与道德能力浪漫式地过高估计，在当代我们中产阶级的文化中甚为流行，但这种状况并不总是产生于脱离社会现状的非现实的玄想。人们经常相当现实地评估当代的社会状况，但他们都寄希望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或宗教复兴会在将来消除社会冲突。不过，在用中产阶级的文化分析当代的社会状况时，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相当不现实的。这种文化认为在当代的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非常明显地增长着团结与友爱。这使人们感觉到无论是国际联盟的建立、凯洛格公约（Kellogg Pact）的努力，还是工业联合的计划，都是人类在道德方面与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乔治·斯特雷登（George Stratton）教授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