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以后，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教并没有恢复其地位。教会可能会在复辟中恢复了古老的外在形式，但它既没有自信，也没有力量重新实现大一统。英格兰圣公会为自己做的辩护是防御性的、前卫的。随着高级专员委员会的消失和教区法院的废弃，教会缺乏惩罚违规者的武器。这些机构的废除所带来的耻辱，使教会在制度上变得虚弱。1660年，庆祝复活节的活动和随处可见的五月柱可能是自发的，这显示出它们在流行文化中的深厚根源。但那些藐视教会的人不会被迫参加集会。1662年，教会决定不通过改动礼拜仪式和弱化主教的权力来扩大其吸引力，这一决定使两千名神职人员离开了教会。尽管教会试图防止非法的非国教徒的秘密聚会，但是浸信派、贵格派和其他激进分子并没有被斩草除根。更为重要的是，1662年，温和派清教徒内有几十万“非国教徒”重新审视了他们的愿望，是希望成为国家教会的一部分(尽管不是所提供的选项)，还是渴望保持对上帝的纯粹崇拜。在16世纪80年代和17世纪，他们曾更愿意“等待治安法官”留在教会里，等待更美好的时光。在复辟时期，他们越来越赞成分离。在17世纪初，他们“对巴比伦更为虔诚”；而此时他们放弃了这种顺应时势的做法，并开始分裂。1689年的《宽容法案》正式承认了宗教多元化的事实。由于无法惩罚那些不是其成员的人，也无法强迫男性和女性成为其成员，英格兰国教实际上是一种失效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