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2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7.总的说来，“五四”小说家的精神状态是上进的、积极的。他们的作品虽然也有悲怆，也有苦闷，也有浮躁，也有感伤，也有西方世纪末思潮的污染，但都不能冲淡它作为觉醒者文学的本质，不能改变它关心民族命运，促进社会进步的宏旨。它的艺术收获也许比不上以后两个十年，但它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比以后两个十年还要多。它揭露了礼教吃人，剖析了国民的弱点，探讨了人生的究竟，描写了父子两代的冲突，提出了恋爱和婚姻问题，倾吐了青年的苦闷和悲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记录了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农民生活的痛苦，如此等等。他们以觉醒者的敏锐眼光，扫视社会的各个角落，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人生问题，供整个民族去正视、去讨论。他们对不少问题，或许未能作出正确答案，开出有效的药方，但这更重要的是实践家的问题，不能要求小说家包办一切。他们能够提出如此丰富的重大问题，已经足以显示他们对小说的态度之庄重，他们精神境界的高尚和充实了。从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可以看到，这代小说家是把民族的自我批评精神和民族的发愤进取精神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