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一门不断成长的艺术。推动国有电影企业业态演进和发展转型，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当代中国电影在实践上的震撼性转变。考察或回顾国有电影厂（企业）的业态演进及发展历程可知，国有电影业有其辉煌显耀的时期，但也有极度恐慌与消沉萎靡的阶段。但不管是在哪种语境下，国有电影机构追随时代，积极创作，其作用变得空前强大。在弘扬主流文化、发挥政府作用、关注民生以至发现电影发展完整地图的可能性等方面，国有电影机构都在事实上起过或正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数据引自王太华：《在2007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文参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页。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展开与呈现
（一）电影作为上层建筑
电影是商品，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产品，具有一般商品属性，但电影又是特殊商品，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政治属性。电影是一种重要的精神产品，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心理和文化素质有着潜移默化、深入持久的影响，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艺术形式，电影是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思想交流、科学文化传播、文化娱乐享受的重要载体。因而，主流电影文化与电影管理机构通常都会要求影片弘扬主旋律精神，贯注核心文化价值观、正确的思想性和意识形态诉求。国有厂是建立在国家文化管理机制内部的电影制作实体，它们自然地成为国家机器和基础结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语境和伦理架构下，国有厂有着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与之对等的是，国有厂责无旁贷地将弘扬国家主流文化、服务于国家开展文化宣传教育视为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新中国成立后的每一历史时期，国有厂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以电影的形式参与到社会建设的滚滚洪流之中。数据显示，前“十七年”上影厂共拍摄故事片136部，占全国总产量603部的1/5，北影厂的出品数量是74部，这其中不乏名垂影史的名片佳作。[1]如“十七年”时期表现新旧社会对比的《白毛女》，选择西藏农奴悲惨生活及其翻身做主人题材进行聚集叙事的《农奴》，反映党的土改政策的《淮上人家》、《土地》、《暴风骤雨》等都成为电影史上的名作。这些电影与当时的时政联系非常紧密，某种程度上成为图解政治、演示政策的宣传品。当时中国电影正处于起伏曲折与电影空间狭窄肤浅的阶段，以至于不足以提供具有生活意义的立足之地。又如新时期以后，揭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罪行、对历史做出反思的《苦恼人的笑》、《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芙蓉镇》等，在揭批极“左”思潮对人的命运残酷迫害的同时，力图从政治、历史、社会的角度，揭示出这场浩劫产生的根源。改革开放后，寻求多样选择、反映思想解放、体现现实省思的初始可能性的《野山》、《黑炮事件》等作品，分别从农村和城市两个视角审读改革进程，从观念上、意识上真正迈出一步，影片的思辨性强，具有历史批判与创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