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军事工业对全民工业化带动作用的不同。中国的洋务运动虽以“求强求富”为口号，但不能合理地处理强与富的关系，始终侧重于作为“求强”核心的军事工业的建设和经营。作为“求富”核心的民用工业，不仅晚于“求强”，并在7年后才得以开始建设，而且始终服从于“求强”的主旨。从1872年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诞生，到1884年洋务派已开办的民用企业约21家，到1894年洋务运动结束时又增开了27家，总共48家，种类涉及航运、采矿、电报、冶炼、铁路和纺织等部门，其中前四类企业的成效较好。在开办民用企业过程中，有些洋务派官员和绅商虽然已经提出了“寓强于富”、“分洋商之利”的口号，但其主要的出发点和实际动因，则是为了解决“求强”活动中的经费和原材料困难。如为了解决上海机器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的经费和产品出路问题而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为了供给军用工业的燃料和钢铁材料而开办了开平等处煤矿和汉阳等处的钢铁厂，为了加快军事情报的传送而成立了中国电报局，为了缓解军费的困境而开办了漠河金矿，等等。这不仅限制了民用工业的发展范围，而且使之长期受制于清政府。与此同时，虽然民间也开办了一些新式工矿企业，到1884年时已开办67家，到1894年时增至139家，但规模均较小，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处于次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