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透纳一样，弗里德里希的创作也深深扎根于细致的观察，他画完的写生簿多得难以计数。但与透纳不同的是，弗里德里希从未尝试纯粹用色彩和光线作画。当透纳将自己置身于风暴之眼时，弗里德里希却始终站在岸边静静观望，唯一可见的移动只有缓慢的日月升落和夜空中的斗转星移。弗里德里希将自然光视为某种心灵的疗愈，而透纳只看到了光线和颜色，此外别无深意。透纳的悲观主义是真切的，弗里德里希的悲观情怀却仍旧依附于某种信念，他画中的静谧与疏离似乎也是一种慰藉，仿佛那些终极问题——活着意味着什么，又不意味着什么，死亡又意味着什么——终于被人提及，令人如释重负。在以往的油画中，冬天往往是展现生活延续的背景，但弗里德里希画中的冬季就是死亡的时节[447]。不过我们仍能从他笔下的冬景中发现美感、获得安慰，但这绝不会出现在沃德《哥达峭壁》的浓重阴影下，或是透纳海景画中翻涌的泡沫里。
▲　《海边的僧侣》，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808——1810年，布面油画，110厘米×171.5厘米。柏林国立美术馆
并非所有的浪漫主义作品都关注那些深刻的命题，或是充满了阴郁绝望的气息。华兹华斯诗歌的主题就是快乐与喜悦。这种自儿时就保留下来的美好感情，与成年时期的沮丧压抑一样，都是当时绘画的主题。这种愉悦的主题也是德意志画家菲利普·奥托·龙格（Philipp Otto Runge）大半生涯的心血所在。这位19世纪早期的著名画家创作了题为《一日四时》（The Four Times of Day）的系列画，以各种符号展现了自然万物的周期与人生的不同阶段。这些画属于一个更宏大的系列作品，龙格计划将绘画与音乐、建筑一同陈列，以期展现出绘画的未来远景。作品运用了光明、重生与神圣和谐的符号，立意高远，思想深刻，遥遥呼应着德意志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的作品，尤其是《夜之赞歌》（Hymenan der Nacht， 1800），以及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书中以极为浪漫热情的文笔描绘了精灵般的孩童在花丛中咏唱甜美的歌谣——与18世纪那些栩栩如生的儿童肖像大异其趣[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