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德国思想界备受礼遇，他们对历史有共同的感受。1751年，莱辛（G.E. Lessing）赞赏《论科学与艺术》，康德将卢梭介绍给他的学生赫尔德（J.G. Herder），赫尔德又向歌德引介。1781年，席勒瞻仰他的墓地，创作《卢梭颂》：
我们时代耻辱的墓碑，
墓铭让你的祖国永羞愧，
卢梭之墓，我对你表示敬意！
和平与安息，愿你身后享受！
和平与安息，你徒劳寻求！
和平与安息，却在此地！
何时能治愈古老的创伤？
过去黑暗，哲人死亡！
如今光明，哲人依旧丧生。
苏格拉底亡于诡辩家之手，
卢梭受基督徒折磨而死，
卢梭——他要把基督改化成人！[233]
德国现代思想的先驱哈曼（J.G.Hamann）、雅各比（F.H. Jacobi）、费希特、黑格尔、洪堡（W.von Humboldt）、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赫巴特（J.F. Herbart）都喜欢他的作品。[234]《忏悔录》尚未出版，赫尔德急切地想看一看。[235]待之出版后，歌德致信斯特恩（C. von Stein）：“母亲给我寄来《忏悔录》，我翻了几页，每一页都像一颗明亮的星，这几大本足以照亮整个天空。”[236]法国革命后，卢梭在法国备受批评，但德国人未将激进民主实践的罪责归咎于他，1793年，为革命欢呼的根茨（F. von Gentz）反对英国人伯克的卢梭批判。[237]费希特敬仰他，是因为他沉醉于纯粹的感觉和想象，而眼见风俗败坏，知识服务于感官之乐，他才抨击时代之弊，“我们不会责难他这种敏感性，它是灵魂高尚的标志”[238]。对于法国人，浪漫主义是忧郁的气质或政治热情，对于日耳曼民族，那是现代启蒙的方式，日耳曼民族心理的自我建构。18世纪末，德国人盼望国家统一，歌德、席勒、费希特等希望唤醒同胞的民族意识，但分裂的日耳曼邦国要超越英国经济强权和法国的文化优势不是朝夕之功，所以困顿是德国浪漫派的心理背景，源自求之不得的政治愿望，与卢梭生命意义的困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