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功利主义者认为，如果法国人的行动无人知晓，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多用电和气。然而，他也应同意，如果他的行动被发现，他应受到谴责和惩罚。诚如布兰特所说，如果内阁官员知道大多数人会自愿作出牺牲，遵守政府的规定，电和气的供应因此十分充足；如果他不顾自己的规定，多用电和气，那么一旦他的行动被发现后，确实会引起愤怒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内阁官员的行为会被发现，功利主义的计算就有所不同。此外，功利主义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充足的功利主义理由去谴责内阁官员（特别在普遍由非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里）。我们必须回想一下行动的效用与称赞和责备行动的效用之间的区别。不过，我们也许同意布兰特提出的与上个问题无关的事例，在这种事例中，行动功利主义极有可能与常识伦理学发生冲突。始终如一的行动功利主义者乐于这样说，“常识伦理学是多么不尽如人意啊！”
布兰特提出了其他反对理由。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像法国人那样推论，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法国人在他的推论中有一个经验前提，即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推论。布兰特提出反对理由时，显然没有考虑这一点。实际上，大多数人情愿自己是一个传统的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