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我们时代，对怀疑与无意义的焦虑压倒了一切。当然，我们的时代也不乏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随着我们时代所患的精神分裂症把我们最后一点安全感夺走，我们对命运的焦虑也与日俱增。我们也不缺少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使人吃惊的是，居然有如此多的对罪过的焦虑从精神分析和个人咨询中冒了出来。几个世纪以来，清教主义和小市民意识对人的进取精神的压抑所造成的人的有罪感，绝不亚于中世纪关于地狱和涤罪的说教所引起的有罪感。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说，决定我们时代的焦虑，正是对怀疑与无意义的焦虑。人害怕已经失去或不得不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这种处境就表现为当今的存在主义。
哪一种勇气能够把表现为怀疑与无意义的非存在纳入自身呢？在寻求存在的勇气时，这个问题最重要也最使人不安。因为，对无意义的焦虑瓦解着对命运和死亡、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还比较坚固的东西。在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怀疑还未能瓦解最终责任这一确定性。我们受到威胁，但没有被毁灭。然而，如果怀疑和无意义占压倒优势，我们便感到落进了深渊，生命的意义和最终责任的真理都消失不见了。没有这种感受的有两类人：一是斯多葛派，他们以苏格拉底式的智勇战胜了对命运的焦虑；一是基督徒，他们以新教的接受宽恕的勇气战胜了对罪过的焦虑。对他们来说，甚至在因必死而绝望、因自我谴责而绝望时，意义也仍然得到了肯定，确定性也仍然得到了保持。但这两类人在处于怀疑和无意义的绝望中时，则都被非存在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