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合乎理性地反驳，这一［道德］理路已被堵塞多年，只是历史发展到了最近，人们才发现这一点。尼采很早以前便摒弃了这种古典伦理学传统及其关于理性与和谐的乐观主张。不仅如此，而且自从尼采大量广泛传播的思想决定性地将理性化理论从道德关切问题中排除之后，逻辑实证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又在学术圈外产生了巨大而持续的影响，他们肯定了理性在伦理学中的局限，这些主张已是老掉牙的陈词旧调了。我的回答是，尽管尼采摒弃了古典的道德沉思传统，它依然还是最有持续价值的传统：这就是说，该传统是从柏拉图开始，中经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密尔、西季威克、摩尔、普里查德、罗斯直到罗尔斯的传统。人们很容易批评这些作者通常的学术研究和他们的理论，认为他们的研究和理论没有生命力、不现实、令人绝望地抽象天真、缺乏想象以及令人沮丧、平淡无奇。不可否认，学院派道德哲学讨论的腔调与政治和私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特殊道德问题的讨论腔调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鸿沟：这也是各种道德现实在文献中的想象性呈现及其可相互比较的流动性呈现，与道德现实在学院哲学中的抽象呈现之间的鸿沟。我相信，这种可相互比较的道德现实的流动呈现与道德哲学的抽象论证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它们的互补将使得各种特殊的［道德］情形在人类历史的叙述中有更生动的呈现：在人类关于行为与品格的反思中，两者都是必需的。对行动目的的反思、对赞同与憎恶之终极根据的反思，有时候必定都要求［理论的］一般化，要求一种平静而清晰的腔调，要求区分各种差别，要求客观性，要求一种学院风格：即便这些探究无法穷尽主题，即便它也需要通过从直接经验或历史中抽演出来的各种特殊案例给予生动具体的说明。尼采挑战学院派伦理学讨论中的道德推理传统，一如他之前的黑格尔所做过的那样，但是，这一传统却在这些挑战中存活了下来，在这类批评中吸收了大量养分，或许还从中获益甚多。至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则不过是这一传统内所发生的偶然现象，更适合用这一传统的内在合理性标准来加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