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按永乐对解缙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这大明王朝的第一任首辅，是从他这儿开始的，可见“春风得意马蹄疾”，解学士很快就又红得发紫了。
我在替非要活下来的解学士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一股足以支撑着他坚持的力量，说句不那么好听的话，也就是赌本，朱元璋的许诺和期待，是他的生命线。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情，总把自己契约于统治阶层，椎心泣血地维护其统治，而得到的结果，常常是被主人一脚踹开的一条讨嫌的狗而已。可在未被踹开之前，那尾巴还是摇得有板有眼的。
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他说的“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便成了终生发挥药效的兴奋剂。他为这铁券丹书式的圣谕不能死，他为政治投资、权力抱负、那飞黄腾达的梦也不能死。所以，我是不赞成那些“愤青”（包括年纪很大的“老愤青”），总是责备文人之真他妈的软骨头，总是责备我为文人（也为我自己）之苟且偷安辩，倡好死不如赖活说。尽管他们一再斥我混账，看我的文字，气不打一处来，我也只好抱歉。因为我也看透了这些逞嘴皮之勇的斗士，笑话别人软骨头，笑话别人贪生怕死，自己也并不实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头缩得比乌龟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