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上述复杂矛盾心理,忽必烈有时的举措也会令人费解。例如,阿合马死后其罪状被揭露,忽必烈以监察官失职为由,撤换了御史中丞以下的大部分官员,又饬戒台察官员:“官吏受贿及仓库官侵盗,台察官知而不纠者,验其轻重罪之。中外官吏赃罪,轻者杖之,重者处死。言官缄默,与受赃者一体论罪。”桑哥事败后,忽必烈再次指斥道:“桑哥为恶,始终四年,其奸赃暴著非一,汝台臣难云不知。”
最后,在大夫玉昔帖木儿的提议下,将久任台察者罢免,新任者暂留。
台察官在纠弹理财权臣的过程中,得不到忽必烈的充分支持,事后却屡受责难,甚至被当作替罪羔羊,这的确叫人啼笑皆非。
表明御史台监察官虽然在忽必烈朝得到长足的完善和发展,但因其御用鹰犬耳目的根本属性,始终不能摆脱忽必烈对台察官、理财官同时重用的两难。其正常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大官府相继建立前后,忽必烈身旁的一群汉族官员还帮助他详细论证了上述官府的构建体系及其相互关系。